人民币在炮火硝烟中诞生

  从河北省涉县向西，刀削般的太行山峭壁上凌空悬建着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它叫娲皇宫，因纪念炼石补天的女娲而得名。人们敬仰它、朝拜它，因为女娲是远古神话中的一位英雄。距娲皇宫不远的地方，也有一些建筑，它们是一处小小的纪念碑群。人们同样纪念它、敬仰它，因为这里安葬的是抗日英雄左权将军。与左权将军同眠于此的，还有一位名叫高捷成的烈士，不同的是，高捷成并不擅长于领兵打仗，在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中，他是少之又少的金融家。

  高捷成是福建漳州人，早年在厦门大学研习经济。1932年4月红军攻打漳州时，他利用在钱庄当伙计的有利条件，为红军筹措了价值40万元的物资。参加红军后，高捷成受到毛泽民的赏识，担任了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并为红军创建了第一项会计制度。牺牲时他担任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银行行长。

  高捷成烈士的一位同行，也是第一张人民币的保存者石雷，曾住在北京广场西侧的西交民巷。记者带着崇敬的心情，敲开了这位老人的家门。

  离休前，石雷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局副局长。谈起第一张人民币的诞生，老人兴致渐高。

  12月1日吃了饭，我们准备送到石家庄分行发行。刚摆出来，平山银行就来人取款。他跟我很熟，我们先把50元付给他。为了留作纪念，纪念人民银行筹建和人民银行成立，我掏钱换下了这张票子。

  这是当年我存下来的50元的票子，以后人们想买这张票子，给我出到几十万，我不干。这是50元，这是字头I、Ⅱ、Ⅲ，这是00000001，共有8位数字，前面有7个零。这号码机只有6位，这6位的只印100万张。

  当时做张票版很不容易，所以，跟他们商量，把别的号码机上拆下两位，挤在上面，上面不动，所以看得出前面两个零比后面的大。这边是浇水的图案，那边的图案是煤矿，毛主席不让印他的像。要用解放区的生产情况做图案。原来想印毛主席的像，毛主席不同意，已经印了的也作废了。

  好多人给我写信，要买这第一张人民币，我不卖。他们给我50万，50万换我这个50元，我不干!为什么不干?因为这张票子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也是消灭的证据。这张票子发行之后，的票子就完了。世界各国中央银行都没有保存第一张票子，咱们中国保存了这么一张，这张票子价值连城啊。这张价值连城的钞票，在石雷老人看来，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种昭示。自秦始皇以来，一个统一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统一的货币。这张编号为“1”的人民币，不正昭示着一个统一的 、人民的新中国即将诞生吗?

  跟随着石老的记忆，又回到了革命圣地西柏坡。在中央西柏坡旧址所在地，有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一间普通的住房，一张普通的桌子；砚台是普通的，毛笔是普通的。而就是在这张普通的桌子上，1947年的岁末，一位晚清的秀才却用这普通的笔蘸着普通的墨，写出了极不普通的六个大字——“中国人民银行”。

  小屋的主人是董必武。从秀才到赴日学习法律，再到回国后挂牌做律师，董必武走过了他的青年时代。1921年，35岁的董必武作为湖北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他作代表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在联合国上签字。回国之后，他加入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展开了艰苦的谈判。1947年3月，中央主动撤离延安，4月初，董必武与、朱德在晋西的临县会合，随后一起奔赴华北。当行至晋绥边区时，过去并未过多涉足财经领域的董必武又接到中央电报，让他赶赴河北邯郸，参加正在那里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

  为了解决战争的资源问题，1947年春和1948年春，在邯郸和石家庄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分别被称为“华北财经会议”和“石家庄金融贸易会议”。这两次会议在党史上并不经常被提到，但它对中国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杨波，离休前担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1947年他以山东解放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

  日本投降以后，华北地区各个解放区逐渐地互相连起来了。当时，破坏了《双十协定》，进行大规模的内战。我们要应付的进攻，要进行自卫。当时叫自卫爱国战争，而且是大兵团作战。但在当时情况下，各个解放区财经工作你的，我的，票子不一致，有时候还互相封锁，贸易、物资交流不统一。

  为什么晋察冀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好多华北的采购人员都到冀中去采购物资，他们压力很大，所以晋察冀中央局提出，希望中央开这么一个华北财经会议，交流经验，同时统一一下方针政策，保证地区间物资交流的畅通。这样做才能够集中大家的力量，步调一致，支援解放战争。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开这么个会。

  1946年12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央发电报。中央在1947年1月3日就答复了，并很快转发了晋察冀中央局的电报，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同意开这个会。但是地点呢?晋察冀中央局要在冀中开，中央提出在邯郸开。

  冶陶镇，位于太行山南段东麓半山半丘陵地区的武安西南部与涉县交界地带。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千年古镇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机关所地。1947年春，20年来分散在各解放区的财经金融专家们，聚集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冶陶镇。

  主持会议的、晋察冀代表南汉宸、华东代表薛暮桥等人在会上认真总结以往战争保障的经验，分析各解放区的财力、人力、物力动用和交流的可能，制定保障战争的经济负担原则。大兵团作战所带来的补给困难，制约着战争的进程。解决了这一困难，胜利的天平便能够向着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国倾斜。

  董必武到达冶陶镇时，华北财经会议已接近尾声。于是他便集中精力，同解放区各个代表团团长商讨如何贯彻执行会议决议的问题，以及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具体事项。杨波回忆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根据大家的要求，都同意成立一个华北财经联合组织，以后中央决定就叫华北财经办事处，用来协调各个解放区的政策、方针。会议结束后，中央于11月份就批准了华北财经会议的决定和报告，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董必武当主任，各解放区要派代表当副主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于1947年8月正式办公。新成立的华北财办有八项任务，这中间还包括“掌握各个解放区的货币发行”和“筹建中央财政和银行”。

  1947年12月2日，董必武向党中央发电，建议中央批准成立中央银行，并建议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称。半个月后，中央回电批准了他的建议。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研究员杨瑞广是专门研究董必武生平的党史专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认为董老主持华北财经办事处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筹备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这件工作既有当时的实际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站得很高，望得很远，他一直认为，解放战争很快就会在全国取得胜利。他在从南京撤回延安的时候，向张治中讲了一句话：“相见之日，为期不远。”他从每个方面分析，解放战争会很快取得胜利。所以他到西柏坡以后，就着手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着手印制我们的人民币。

  今天，人们怀念董必武，都知道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而他在主持华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期间向中央提出的那几项建议，也许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正是这几项提议，使人民币后来能够在占世界人口1/5的人们手中流通。

  1947年深秋，在距西柏坡约1公里的夹峪村正式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曾经担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和华北银行总经理的南汉宸被任命为第一任行长。何颂亭和石雷等也参与了筹备工作。

  杨瑞广说：等到中央批准以后，董老一步步地工作。他亲自到晋察冀的印刷局、印刷厂去调查了解那里的印刷技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他说那里的条件可以印制我们的人民币。

  南裕村是阜平县大沙河南岸一个相当偏僻的小山村，村长的母亲、1999年年已83岁的李玉芝老太太自告奋勇带着记者去参观当年的印钞厂。走到半山坡上，老太太说这一片原来都有印钞厂。旁边的一位大爷听说寻找印钞厂旧址，就指着十几米外一个土坯房说：“人民币……都是在这儿印的，这就是个机房。”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根本没办法想象这幢破旧的土坯房就是人民币诞生的地方。与“十里洋场”中的上海、与法国梧桐树荫下的南京、与商贾云集的北平相比，眼前的情景实在太简陋、太寒酸，使人无法将它与今天亿万中国人共同使用的人民币联系起来。

  但是，第一套战时的人民币确实就诞生在这几间僻静的小屋中，真可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与南峪村印钞厂的简陋相比，的印钞机器却要先进得多，也繁忙得多。由于政府87%的收入都用来打内战，日复一日，巨大的财政支出使蒋介石不得不用多印钞票的方法来应付。

  当时，印刷票子的速度曾经创下了每分钟1600万元的罕见记录。其结果是被称为法币的货币极度贬值，在上海街头，就连乞丐也不再稀罕一万元一张的钞票了。当时曾形象地披露了法币购买力的变化：

  1947年8月5日出版的《大公报》说：“更为严重的是大家都相信这场经济危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谁也不指望会出现柳暗花明，只管苟且度口，算计着末日的到来。”苦苦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统治区人民，从这场经济危机中隐隐听到了蒋家王朝彻底灭亡前的声。

  与统治区经济崩溃的速度一样快的，是人民进攻的速度。从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拉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到董必武为第一套人民币题写行名，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又过了将近半年，1948年5月，到达西柏坡。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发展生产、统一财经的问题。

  强调：“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金融，这时已经上升为最高决策者的关注词汇一。历史已经到了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的前夜，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一种全新的货币呼之欲出。

  1948年，无论对于还是对于来说，都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战场上节节败退，经济上面临崩溃，人心背离，政权已是苟延残喘、摇摇欲坠，上任不久的翁文灏内阁在绝望中苦苦挣扎。

  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王云五，不得不是潜心制定出一家币改革方案，期待能收到奇效，力挽狂澜。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套改革方案中看到了一丝光明，于是“莫干山定议”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出台了。

  8月23日，歌业三天的各大银行重新开门，开始用新钞兑换旧钞，比率是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深受法币之累的民众起初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给予了很好的合作。人们在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龙，等待着把整捆整担整筐的法币换成黄褐色的金圆券。

  一个月中，上海中央银行从百姓手中搜刮暴敛黄金、白银、外汇共价值美元3.73亿元。

  而此时在战场上正逐步陷于被动。1948年9月，人民仅用八天八夜便一举攻克当时被认为固若金汤的济南城，活捉了第二战区司令王耀武。济南战役的胜利明确地告诉蒋介石，中国人民已经没有攻不下的城市。消息传来，上海人心震荡。

  10月2日，出现了抢购风潮，而且愈演愈烈，发行还不到两个月的金圆券疯狂贬值。原本还对政府心存侥幸的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几乎完全破产，工商业者也开始啼饥号寒，生活在最底层的穷苦百姓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时间饥馑肆虐、饿殍遍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诅咒这个政府，希望它早一天垮台。

  记者在20世纪初就建立的北京印钞厂，见到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傅发永老人。他拿出一张英国人林麦克在五台山一座大庙里拍下的照片，指着照片上正在操作印钞机的小伙子说：“这就是我，那时才20多岁。”他回忆说：

  董老（董必武）到南裕村访问过。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晋察冀边区、冀南、冀鲁豫边区改成统一票子。先是华北银行，后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票子的时候，就改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那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设计组。设计出来以后，我们在南裕村生产了一部分，全国解放以后就用这个票版，在北京、上海分别生产了。

  傅发永老人还兴致勃勃地唱起了抗战时期周时创作的《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局歌》。

  纸片在飞，机器在雷鸣。装订成功，推起印别品。美丽钞票在流通，文教材料在飞行。劳动的手，跳跃的心灵，流着的汗，闪动的神经。肩负鲜明的大旗，为了边区作斗争。晋察寞的土地大，晋察冀的烽火紧。世界燃起了烽火，人类正在争取新生。们、战友们，爱护工作的神圣……

  1948年时的却没有唱歌的兴致。被寄予厚望的币制改革在闹闹哄哄中推行了不到70天，就必须惨淡收场了。11月1日，政府撤销了限制物价的政策，宣布币制改革失败。11月3日，翁文灏内阁辞职，两个半月后，蒋介石也宣布下野。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解放了的河北省石家庄正式成立，中国领导下的中央银行开始行使职能。同日首批人民币发行，进入流通。这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特地在石家庄花园饭店设宴庆祝。同一天，《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对这一事件给予高度评价。

  岁月流逝，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一座位于石家庄市中华大街11号的小灰楼，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的旧址，崭新的人民币就是从这里走向了全中国。

  为了对新中国的金融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记者专程赶赴漳州，寻识红色金融家高捷成烈士的遗孀。

  行进在祖国的大地上，追寻烈士的遗迹，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究竟溅洒着多少像高捷成这样的金融家的鲜血?要弄清这一个数字，就像要统计战场上牺牲了多少将士一样困难。不过，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人们越来越为这样一个事实所感动，那就是，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和前方的将士一样，身体里流出的血同样鲜红，同样火热。

  在漳州，记者找到了高捷成烈士的孙子高庆麟。他的工作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漳州市分行，这样的巧合是值得高捷成烈士欣慰的。记者把在涉县索堡镇拍摄的高捷成烈士墓地的初编镜头，播放给烈士的遗孀高蔡宝老人。在电视里看到丈夫远隔千山万水的墓碑，老人情不自禁、黯然神伤。老人让她的孙子从箱底里拿出一封信，从精心的包装就可以猜想，这是一封极其珍贵的信。

  从发黄了的纸就知道，写信的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信封上的邮戳清晰可见：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发自陕西肤施。肤施，是延安的旧称。这是高捷成烈士1937年从延安写给叔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所欠百川钱庄两万多元的债时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欠分文。”

  从老人的回忆中，我们得知，高捷成当年在资助红军时，还从钱庄挪用了两万多银圆。后来，虽然他人已去了陕北，但这件事仍时时“记念在心”。他不知道，这笔钱早已连累了父母，更苦了他年仅18岁的妻子。

  那时候，高蔡宝怀里抱着刚刚两个月的孩子，东躲西藏，既要逃避的搜捕，还要变卖祖业还债。最让她揪心的是，自从接到这封信以后，高蔡宝就一直期盼着与丈夫团聚的那一天，这一等就是一生。

  因为高蔡宝老人浓重的漳州口音记者很难听懂，陪同的当地银行干部把老人家的话转述给记者：

  她说高捷成烈士拿着他叔叔的钱给王战春做革命经费。后来人家来讨钱，她也没有钱还，就到处跑，到处躲。她说她们家都不敢回，一直不敢回，因为没钱还给人家。她们当时一天吃两餐，那两餐是什么?就是野菜，还有豆渣，豆渣和着野菜这样煮着吃。她讲她把首饰都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耳坠、戒指所有能卖的都卖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她跟我讲，她经常通宵达旦地做手工，给人家缝衣服扣子，做鞋，做通宵。这个信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写的，她们怕抄家把信抄走，全家就会抄斩，她就把这个信到处藏，藏到房屋的角板里边。信保存得很好，信封保存得也很好。她当时经常东藏，保护这个信。为了子孙后代，她再辛苦也要把孩子养大，这是革命的后代。她不去再嫁，一直守寡。

  离开漳州，记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顾不上旅途的劳累和山路的颠簸，又驱车前往山西黎城县黄崖底镇的小寨村。这里是冀南银行所在地，高捷成烈士战斗过的地方。

  高捷成担任冀南银行的行长，在这里坚持工作了9年。9年中，为了的金融事业，为了人民币的诞生，共有包括高捷成在内的87位银行工作人员先后牺牲。而小寨村的村民为了保卫银行，也有51名群众慷慨感死，这中间还包括民兵、妇女、老人和孩子。

  为了让采访者了解得更清楚，村长带着记者去见当年银行驻地的房东延其昌。延其昌在村里做过小学教员。在他居住的院子里，他给记者讲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当年冀南银行来时，在这儿前后两进院。这边是工房，印钞票，后面那个里院，楼底下也是工房，印钞票。当年冀南银行在这儿待了9年，小寨村为保护银行，老百姓付出了很重大的牺牲。特别是霍星斗一家九口人都牺牲了。这个惨案发生在1944年4月。敌人来“扫荡”的头一天黑夜，霍老汉一家在村里面转移公粮，帮助银行空室清野，忙了一黑夜，头天亮逃到山背后山沟里。敌人在拂晓突然包围，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就把霍老汉一家抓回村里。抓到村里后敌人就开始审讯，问霍老汉银行的首长们都跑到啥地方去了。霍老汉说不知道。敌人又问银行的机器都埋在啥地方了。他说人家藏的，他更不知道了。敌人威胁他的子女，用刺刀扎，用枪打。霍老汉非常愤怒，他把拐杖一扔，说这叫什么世道，简直比老虎还凶！在这个情况下，敌人就把他一家全部杀死了，一家九口都杀死了。他孙子当时9岁，被刺刀扎了，躺在那儿昏迷不醒，敌人以为他死了。等敌人走了，经过抢救，这一个孩子还活着，他叫霍金女。

  延其昌带记者见到当年死里逃生的霍金女。记者的来访，打破了小院的宁静。提起当年，霍金女泣不成声。在根据地从事过金融工作的人们，都记得这么一句话：“人民群众是银行真正的保险箱。”

  霍星斗老汉和小寨村的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为这句话作了朴素而真实的注解。红色金融的保险箱就像太行山石一样厚重和坚硬，它是用中华民族的脊梁铸就的。在离开小寨村的时候，记者终于领悟了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为什么叫作“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5个月后，中国人民便横渡长江，相继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在昔日官僚金融资本控制的中心，红色金融的风暴荡涤了残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董必武手书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迅速遍布了中国的大街小巷。硝烟散尽，记者再一次来到高捷成烈士的墓地，为他带来了家人的消息。

  大家知道，他挂念家人，同时也挂念他为之献身的人民金融事业。值得告慰的是，新中国日益繁荣富强，小小的货币，清晰地折射出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复兴的轨迹。人民币，正是中国人面向未来的信心和象征。